老骥之枥

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读巴金的《随想录》。《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作品，都是一些短小的文章，其中最为主要的思想是“说真话”。读着巴金的《随想录》，仿佛与这位大师在对话，里面的文章，都是对一些往事的回忆、今事的记录，但更重要的是巴金老人对生活的反思。他不怕反思自己，没有任何的思想顾虑，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文章虽然还没有读完，却已经被这位老人晚年的彻悟所感动。

不过读着读着，头脑里却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因为巴金是名人，所以他这些最为朴实的文字得到出版和推崇。如果一个与我类似的普通人，也谈了相同的事，相同的话，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他能出版，能受到相同的推崇吗？

我崇敬大师，他们以不同于常人的睿智，洞悉世事，往往给我们一种深远的启迪。但我并不一概地崇敬名人，名人也不等于大师。当代社会“名人”泛滥，受到社会的大肆追捧，我们的社会仿佛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厚重，而逐步地走向了浮躁。

我想，巴金的《随想录》之所以能得到出版，跟他是一个大师，也是一个名人有很大的关系，他是不需要求得别人的赞赏，不需要别人认同的，因为随便他写什么，都不会有人产生异议。

当我们的社会被经济的大潮所推进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巴金他们年轻时的那种际遇。经常看现代文学的大师们的创作生涯（因为讲课要讲），朱自清、冰心、沈从文等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他们初入文坛，也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可是他们能够自由地发表他们的议论，发表他们的作品。我想，那时他们都还不是名人。即如鲁迅这样的名人，当时对普通的文学青年，也是关怀备至的，有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为证。

今天，本应是时代进步的时候，可是，文坛的风气却远不如那时开明。前不久了解到韩寒与白烨的一场争论。韩寒的作品如何，我也不想评论，我了解不多，但争论的起因，却让人郁闷。

争论缘起于白烨对韩寒的评论《80后的现状与未来》（《长城》杂志2005年第六期），“该文评价韩寒的作品‘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关系’，并对‘80后’提出了批评……”（摘自《南方周末》）其根据是韩寒这样的作者，没有在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没有得到“大家”们的承认，所以还不能称之为“文学”，仿佛像韩寒这样的年轻人，在没有经过那些“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的许可，无论你写什么，你都不配称为“文学”，如同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一般。

韩寒也是个名人，在这场争论中他还算比较聪明，没有去标榜自己是一个何等了不起的人物，他只自称是一个“作者”，对白烨所代表的“文坛”嗤之以鼻。但韩寒现象也同进反映出当代社会的另一个弊端。韩寒的成名，并非出于社会对思想文化的追捧，而是源于媒体的炒作，里面的铜臭味太浓。

由此，媒体的轻浮由此可见一斑。经济的利益左右了媒体，媒体成了金钱的人质。在这种炒作之下，我们的社会也因此忽视了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入探索。

我们的时代轻浮到了何种程度，不仅从韩寒这个现象可以看出。前不久，“超女”张靓颖受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特别圆桌会议的消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出席的“青年领袖”还有李彦宏、黄光裕、潘刚、汪延、徐列、霍启刚、闾秋露薇等社会各界的青年才俊。我对这些人有的了解，有的不了解，但对于张靓颖，却大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轻浮。
    张靓颖参加“超级女声”而出名，这对于她自己来说，也是在情理之中，完全有她的自由，她有那么多的粉丝，也是情理之中，无可非议，但由此而推为所谓“青年领袖”，未免太矫情，炒作的影响太重。按理说，在“超女”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也就是这个张靓颖了，但这社会的轻浮太不可思议了，当我们的社会以歌星为领袖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去认真思索人的真谛？
    当白烨们自诩为正宗的文学家而排挤普通人，阻止别人说话的时候，当媒体为了经济利益把低俗捧为经典的时候，当社会把“出名”视为主流的时候，谁来关注普通人的真正需要呢？
    读着《随想录》，我想，当我们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是否应该稳重一点了。那些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们，是否可以真正研究一下人民的问题，别为自己的高高在上而自鸣得意；反之，我们的媒体眼睛别只盯着那一个“钱”字，煽风点火，由此掩盖了一个社会的本质——13亿普通中国人真正的需要。
    我崇敬大师，但大师不是谁封的，也不是谁捧出来的，让我们的社会宽容一点，稳重一点，大家都来关注真正的国计民生，真正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实现。